由于法令的倡导，现在许多的家暴受害人，都已经懂得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来保护自己。但如果施暴的对象并非家人或夫妻，而是男女朋友关系，也可申请保护令吗？

目前的新加坡法律，只规范了几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所谓家庭成员，不包括现有或曾经有男女关系者。这也就是说情侣不适用家暴法的保护规定。如果您的男友有对您施暴，您是无法在新加坡申请人身保护令的。

在还没有真的送出礼物之前, 一切甜言蜜语都不算数, 也有反悔的余地.那么礼物送出去之后呢? 假设你送了情人一枚蒂芙尼钻戒,彼此承诺不离不弃直到永远。事隔不久发现对方背誓言搞劈腿, 你觉得心有不甘,可不可以要求对方把戒指还给你?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因为礼物一旦送出手, 你就丧失了随意撤回的权利, 除非对方愿意退还,否则很艰难再把礼物讨回来。相对地, 除非特别约定, 否则收下礼物的一方并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接受礼物的一方，只存在道义上的考量，并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一旦收下礼物之后，礼物的所有权就归收受者所有，不管是要用，要丢，或者在淘宝网上卖，都可以随意处置。

现实中，有些人享受被追求的快感，认为送礼既然是对方自愿的行为，就来者不拒照单全收，虽然这么做容易落人话柄，但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责任。不过明知道别人的意图，还欣然收下贵重礼物，毕竟于理有亏，有时处理不得当，还会激起送礼一方的谴责或者激烈手段的报复。

钟律师点评：

         本案中的李天在事实上触犯了三项法律。首先，根据新加坡海关法第70章第15部分第128I条有关占有、储藏、传送和庇护商品以致发生违法行为的规定，其中第(a)(ii)款项说明：任何人携带未申报关税的违禁物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其次，根据商品与服务消费税法第117A章第26和77条，商品与服务消费税令第117A章第4条第3段以及商品与服务令关于海关法应用的第117A章第5条第2段，任何人携带未申报关税的违禁物品同时也没有缴纳消费税，这属于违法行为；最后，根据海关法第70章第137条(a)款规定：任何人在海关工作人员、其他公务人员及助手或为防范违法行为而雇用的人员在执行任务、没收违禁物品时，进行攻击、辱骂或者妨碍，这些都属于违法行为。

          很明显，一开始，李天携带未申报的中华烟入境新加坡已经触犯了上述前2项法律，如果他在海关和移民厅工作人的指示下立即当场缴纳足额罚款，此案就不会延伸到触犯第3项法律的地步。那么为什么李天在认清错误的情况下还会经历并遭遇后面一系列事端呢？本案的关键是李天将其在所属国的行事逻辑延用到新加坡。事实上，李天的本意是想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减轻自己的罚款额度。在亚洲一些国家，例如中国等，通常情况下犯案人可以通过此种方式与执法人员协商，有时候会得到一定回旋的余地。但是在新加坡，刑事犯罪根据其轻重程度不同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判罚额度，如果是罚金的话，其数目也是固定的。由于新加坡秉承严格执法的原则，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会恪守规定，当犯案者愿意交纳相同数目的罚金，即被认为是承认所犯罪行；一旦犯案者有任何要求通融或讨价还价的举动，即被认为是抗罚而被拘捕。

我们总以为，《日内瓦公约》高高地矗立在人类灵魂殿堂的上空，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连与之邂逅的荣幸几乎都不可能存在。可是，如果有一天，当一个普通人突然收到法庭的传票，被告知：您的行为触犯了《日内瓦公约》第几款第几条。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千万不要对此怀疑，我的牙医便亲身经历了一回。
陈医生（化名）开了一家私人牙齿护理诊所，生意相当不错。他为自己的诊所精心设计了一个logo， 在一只白白胖胖的牙齿中央加上一个小小的红十字符号，告诫大家要保护牙齿健康，杜绝口腔问题。Logo倒是贴切而可爱，却不想这一创意惹来巨大麻烦，法庭以该行为触犯《日内瓦公约》传唤陈医生，并最终对他处以3000新币的罚款。
面对指控，陈医生既觉得莫名其妙又非常无可奈何，生活里很多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的理所当然。

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小的Logo里到底埋伏了怎样的地雷。问题的关键，不在那只占了90%面积的白牙齿，而仅仅是那个冰山一角的“红色十字”。新加坡法律第117章《日内瓦公约法》第8条规定：
“在没有得到官方授权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目的，使用下列标志：”
（a） 红新月标志
（b） 红十字标志
（c） 红水晶标志
（d） 红狮与日标志
（e） 字符“Red Cross”或者“Geneva Cross”
第10条进一步规定：违反者将受到不超过10,000新币的罚款或不超过6个月的入狱或两者兼施。除此之外，与上述标志、设计或文字相关的任何产品，都将被没收。

原来，那个我们耳熟能详的红色十字标志，只可远观而万万不能“亵玩”，更不能很随意地占为己用。红十字是世界闻名的慈善公益组织，它们将爱心传递到全世界，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特殊标志也是公益产品，滥用红色十字的结果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触犯了《日内瓦公约》。

说起律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港片里那个头戴白色假发、身披黑色斗篷，在法官面前侃侃而谈，在盘问时思维敏捷而又慷慨激昂，有时为了正义而义无反顾，又有时为了保护邪恶而让人咬牙切齿的一群人。律师所必须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其实周旋在丰富多彩的法律和丰富多彩委托人之间的律师职业远没有想象中如此的光鲜，反而时时充满了挑战与风险。

作为一名即将从业20周年的职业律师，对初院或高院的一草一木、一凳一桌甚至比家里的装饰更熟悉。很多人都会问到我最难忘的一段出庭经历，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第一次代表客户上庭的情景啦。”法律的理论和实践从来都不是一开始就能默契协调的，不断积累的法庭经验才能成就一名合格的律师。

第一次的上庭情形，至今我依然记忆犹新。

新加坡的律师行业有自己的一套师徒制度：刚刚进入律师行业的新手们在第一至第六个月，自己不能上庭；第六至第九个月，准律师们在师父的批准下可以出庭，但责任由师父承担。往往到了这个阶段，大家一个个都摩拳擦掌，期待能够在向往已久的法庭一展身手。

我第一次出庭是代表委托人认罪并求情，地点是在初级法院。首次上庭，我自然不敢怠慢，不仅花了好几个小时翻查笔记，熟读影响求情的因素，包括委托人的背景、前科、家庭环境等；还打算当天早点到达法院，逐项问清楚自己的当事人，然后向法官慷慨陈词，力求全面包抄、滴水不漏。

记得那天早上七点半我便整装待发前往法院，像极了一个迎接重大考试的学生，有些惴惴不安却又充满期待。八点半我已经提前到达法院，距离开庭时间九点半还有1个小时。

在庭上，我向法官表示我是代表被告后，法官示意检控官把案情念给我的委托人。一切似乎都在预想的情形下发展，可是忽然间，我的委托人竟然决定不认罪，这完全不在我事先准备的求情程序之列。法官据此反应向我发问，由于还未来得及问当事人，我完全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向法官表示还未就该问题取得当事人的指示。法官语气带点不耐烦地示意我去问问当事人。

这次经历虽然有些狼狈，但同时也给了我一个很深的教训，使我充分明白到law in school与law in court room是两码子事。书本上那些颇有条理的规则、方法和理论，一旦付诸于指导实践工作，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让律师们捉衿见肘的情形。每个案件的客观和主观情况都不同，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我已懂得看情况而做决定。我也更加明白法律的理论和实践，的确有着天壤之别。